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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他是北魏文成帝的次子，曾深受皇兄器重、身居太尉要职，为何最终却落得谋反被赐死、谥号为‘厉’的悲惨结局？拓跋长乐的一生，就像一场过山车式的悲剧，藏尽了北魏皇室的权力博弈与人性挣扎。”
公元450年代，北魏都城平城（今山西大同）的皇宫里，文成帝拓跋濬的次子拓跋长乐降生了。作为皇室贵胄，他一出生就自带光环，生母是李夫人，兄长更是后来的献文帝拓跋弘。史书中记载他“秉性凝重”，通俗点说就是性格沉稳庄重，这份特质让他从小就深得献文帝的喜爱。
皇兴四年（470年），这是拓跋长乐人生的第一个重要节点。献文帝正式册封他为建昌王，此时的他不仅有皇室血脉加持，更有兄长的器重，前途看似一片光明。《魏书·列传第八 文成五王》中明确记载：“皇兴四年（470年），封建昌王。秉性凝重，显祖献文帝器爱之”。这份“器爱”不是空穴来风，献文帝在位期间，对这位弟弟多有扶持，让他在宗室中逐渐站稳脚跟。
好景不长，献文帝退位后，年幼的孝文帝拓跋宏即位，冯太后临朝听政，北魏进入了权力交替的动荡期。但拓跋长乐的仕途并未因此受阻，反而迎来了新的提升。延兴五年十二月丙寅（476年1月17日），他被改封为安乐王；承明元年六月戊寅（476年7月27日），更是官拜太尉，跻身北魏核心权力层，之后又兼任征西大将军，外放定州刺史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从亲王到地方军政长官，拓跋长乐手握重权，走到了人生的巅峰。
展开剩余60%可谁也没想到，权力就像一剂毒药，彻底腐蚀了这位曾经沉稳的亲王。到了定州任上，拓跋长乐仿佛变了一个人，往日的凝重全然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飞扬跋扈与贪得无厌。他不仅随意鞭打当地的豪强地主，还肆意侮辱士族官员，所作所为完全不遵守朝廷法令，成了定州百姓的心头大患。《北史·卷十九·列传第七》中对这段历史的记载颇为直白：“鞭挞豪右，顿辱衣冠，多不奉法，为人所患”。
百姓忍无可忍，纷纷组团前往京城告状，将拓跋长乐的恶行一一禀明。孝文帝得知后，念及宗室亲情，没有从重处罚，只是下令将他召回京城，杖打三十作为惩戒。孝文帝的宽容，本是希望他能知错就改，可拓跋长乐非但没有收敛，反而因为这次惩戒心生怨恨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。《魏书》中用“贪暴弥甚”四个字，精准概括了他此时的状态。
太和三年（479年），拓跋长乐的野心彻底膨胀到了极点。他不甘心只做一个受朝廷约束的亲王，更对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心存抵触，于是暗中勾结内行长乙肆虎（权臣乙浑的侄子），图谋发动叛乱，夺取政权。然而，他们的阴谋还没来得及实施，就被朝廷察觉。
对于这位屡教不改、妄图谋反的叔叔，孝文帝再也无法容忍。最终，朝廷下旨赐拓跋长乐在家中自尽，年仅26岁左右。尽管他犯了谋逆大罪，但皇室仍保留了他的体面，以王礼将他安葬，不过却给了他一个极具贬义的谥号——“厉”。在古代谥号体系中，“厉”代表着“杀戮无辜、暴虐无亲”，这八个字，成了拓跋长乐一生的最终定论。
拓跋长乐的悲剧，既是个人性格的悲剧，也是北魏皇室权力斗争的缩影。他本可以凭借皇室身份和兄长的器重，安享荣华富贵，甚至成为辅佐朝政的栋梁之臣，却偏偏在权力的诱惑中迷失了自我，从沉稳亲王一步步沦为暴虐逆臣，最终落得身死恶谥的下场。
正如《魏书》对他的评价：“长乐不遵法度，自致诛夷，虽曰凶戾，亦由宠过”。过度的宠爱让他失去了敬畏之心，无限的权力让他泯灭了初心，这或许就是拓跋长乐一生最深刻的警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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